“南书”最初是如何“北传”的?

admin 2024-11-19 60人围观 ,发现52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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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漆画题记


原题|琅玡王氏后人王肃与北魏“南书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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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自平城时期,衣冠制度效法西晋,迁都之后,孝文帝对汉文化的普及、对南人的重用造成了对南方文化的推崇,除建筑、衣冠、礼乐、文学之外,多有对南方文学的艳羡及步尘。江左文人如颜延之、谢灵运等都在北朝享有盛名。



在书法上,北魏的碑刻及墓志的书写者,都是精英文人或为精英文人所包围。北魏推行汉化,十六国大乱以来流落北方的士族,就正好满足了拓跋氏政权对文化,包括书写文化的需求。那么,“南书”最初是如何“北传”?



理论上,任何北投的南士,都有可能将南朝王氏的行楷书风或多或少地带到北方。但是,这位人士北投的时间必须是在孝文帝迁都,即太和十八年(494)前后。此人也必须有条件直接接触南朝王氏的行楷书风。但这些书迹的主体多被收入南朝王室和士族,极少在社会上流通。同时,要影响一代精英文人,此人还必须有足够的资历和地位,出自南朝的最高门第。


孝文帝迁都前后,史书记载的北投人士虽然不少,如善书的李思穆、刘宋王孙之刘英武等,但这些士人因为身份、地位、职能和地理位置的关系,直接接触王氏行楷书迹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使会对南书北传造成一定的影响,促成字体的楷化,且直追琅玡王氏行楷书风的倾斜角度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最可能尚有琅玡王氏一门法书真迹的,只能是琅玡王氏和其他与王氏书信往来的士族。就是说,王氏的书风只能通过南朝皇族、王氏族人和其他高门贵族带到北方。



▲左:王献之《廿九日帖》(386);右:王徽之《新月帖》(386)




琅玡王氏后人王肃


事实上,确实有一位琅玡王氏后人在孝文帝迁都之初,来到了北魏充当了书法的“传法人”。这人就是在北魏官至尚书令的王肃(464—501)。



▲王肃世系


我们先来了解王肃的家族史和个人经历。《魏书·王肃传》云:


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司马衍丞相导之后也。


从族谱来看,王肃是晋丞相王导之后,是引领中国书法史千年不衰的王羲之、王献之的晚辈族人。王肃的高祖,是王导的从孙,王洽的从侄王穆。王洽本人能书之外,还有两个杰出的儿子,一个是书法才能超群而早逝的大书法家王珉,另一个是东晋官至尚书的王珣,两位都是王穆的从兄弟。王氏在书史留名的族人,绵延不绝。与王肃时间相重合而书迹尚有流传者也不少。如在《淳化阁帖》中有王僧虔、王筠的书写遗址,《万岁通天帖》中有王僧虔、王志、王慈等的书写遗迹。王肃的妻子陈郡谢氏为大文学家谢庄之女。而谢庄的高祖谢韶是谢万的儿子。谢万的哥哥,就是书法被米芾称为“真宜题子敬尾也”的谢安。谢庄“善谈论,工书,属文”,与王僧虔交游甚善,《淳化阁帖》中还收录有谢庄之《昨还帖》。



▲左:王僧虔《太子舍人帖》(485);右:萧子云《列子帖》(549)


现存唯一的晋人琅玡王氏真迹,即王珣的《伯远帖》,其与《元桢墓志》在点画形态上有类似性。重要的是,《伯远帖》的收信人虽有争议,然没有争议的是其中的“伯远”为王珣的从弟王穆,字伯远,王穆正是王肃的高祖。


▲王羲之、王珣、《元桢墓志》比较


《魏书》中没有关于王肃书法才能的记载,但作为琅玡王氏的后人并谢氏女婿,其书法本有家学无疑。王肃又与书史有名的从祖王僧虔,从叔王志、王慈在时间上都有重合,且王谢家族聚居乌衣巷,时相往来,相互熏染,其书学的才能,虽或史不见彰,也必有深厚基础。王肃的长女王普贤的墓志则专门提到了她“妙闲草隶”。王普贤景明二年(501)随母亲谢氏北投时,已经十四岁,旋纳为世宗妃嫔,其学书当是家学。


▲王普贤墓志


家学传统和南朝门阀制度的相对稳定,使琅玡王氏及谢氏应当收藏有祖辈传下来的琅玡王氏及谢氏一门的书法真迹。这些真迹,王肃不仅有可能接触,甚至可以完全占有。这些史实将王肃在南书北传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放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



王肃北投


王肃在太和十七年(493)因为父亲王奂及兄弟被南朝齐武帝萧赜所杀而投北,至景明二年(501)去世,一共不过八年。


《魏书·王肃传》记载,王肃于太和十七年(493),也就是孝文帝迁都的同一年北投。投魏之前,王肃在萧齐已历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等职,此为高门子弟入仕的常规途径。这些经历为他的知识储备,和接触曾在朝中任职的琅玡王氏的书迹,甚至皇家的法书收藏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洛阳伽蓝记》中说王肃“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也是我们已经熟知的南朝高门子弟的标配。


王肃北投的过程和被孝文帝引见之前的经历,可以从史籍中构建出来。


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三月(南齐武帝萧赜永明十一年,493),王奂在雍州为萧赜所杀,殃及其同在雍州的儿子彪、爽、弼和女婿殷睿,殷的遗腹子以外曾祖王僧朗启武帝得免。王肃当时应在建业就职,其投北当在此后不久。


王肃投北的历程,可以说,是一个播洒魅力、传播文化的历程。


王肃投魏的第一站是悬瓠,即今河南之汝南,在洛阳南六百里,是当时南北相争的要冲。按唐人许嵩《建康实录·卷十六》云“肃初为道人(和尚)奔虏”,十分狼狈。经过悬瓠之时,“羁旅穷悴,时人莫识”,只有一位叫刘模的以礼待之。刘模于太和初年任中书博士,是为王肃所折服的第一位北魏精英文人。


因琅玡王氏名动天下,时在邺城的孝文帝元宏知道王肃北投时,大喜过望之外,也不敢轻易置信,便安排另外一位投北文人成淹作了一场“面试”以验明正身。成淹为王肃言辞风度折服并“还奏言实”。在前往邺城见孝文帝经过朝歌古城时,王肃、成淹以“殷之遗民”谐谑争锋,王肃语虽困而风度翩然。


王肃北投的目的是要为父复仇。孝文帝见王肃的当天,王肃即“陈伐齐之策”,而孝文帝正有一统天下的抱负,君臣十分投机,不觉“促席移景”,后“器遇日隆,亲旧贵臣莫能间也”,以至于王肃“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这一“玄德、孔明”之会,按《资治通鉴》的记载为太和十七年(493)十月癸卯。


史载此次孝文帝在邺城一直住至太和十八年(494)正月,然后再次南巡至洛阳。应当是孝文帝这次在洛阳期间,王肃会见了一批深受孝文帝器重的北朝精英文人,其中包括了时任中书侍郎的刘芳。刘芳《魏书》有传,为名门之后,年轻时以穷困曾“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即为僧人们抄经而达到小康。刘芳还曾为著名的《吊比干文碑》注解,上表孝文帝。


刘芳与王肃的交好,是因为在孝文帝的宴席上,王肃和刘芳对一个非常冷僻的学术问题产生争论,就是古代男子是否簪发(笄)。王肃输掉了辩论,在离开宴会时“执芳手曰:‘……顿祛平生之惑。’”这一次的宴会所在地是洛阳自东汉以来的一个皇家花园华林园。“笔迹称善”的刘芳遇上琅玡王氏后人,谈论书法在所难免。而刘芳的侄儿刘懋,“聪敏好学,博综经史,善草隶书,多识奇字”。刘芳若从王肃处接受琅玡王氏书风,再由刘懋传其余绪,当不在意外。


王肃应当在孝文帝此次南巡前已到达洛阳,或已受命“始制礼仪”。很可能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王肃参加了《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新都的规划和设计,不免会和孝文帝任命的重建洛阳的主事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合作,共事之人甚至可能包括如蒋少游这样因巧艺而被拔擢的人士。将作大匠负责所有的皇家建设工程,皇家制碑之管理,或也在其职责之中。


《资治通鉴》中记载王肃“寻除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这里的“大将军”为刘昶,为刘宋宗室,宋景和元年(465)因被诬谋反而北投,其任大将军在太和十八年(494),王肃任其长史。故辅国将军是王肃在此之前的职位。王肃被任命为刘昶长史,还牵涉到上面已经提及的善书且曾为皇室书碑的名门博陵崔氏的崔挺。崔挺原是“大将军长史”的候选人,因为崔挺“以疾辞免,乃以王肃为长史”。


自此,王肃多在外征战。太和十九年(495)正月,授平南将军征讨萧鸾于义阳。凯旋回京之日,孝文帝诏有“不见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岁,我劳如何?”之语。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去世,“高祖崩,遗诏以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禧等同为宰辅,征肃会驾鲁阳”。


王肃北投之后,其妻谢氏出家为尼。后携二女一子投王肃,时王肃已尚孝文帝之妹陈留长公主,王肃乃造正觉寺为谢氏栖身之所。


王肃于景明二年(501)七月去世于寿春任上,年仅三十八岁,《魏书》称其“远近归怀,附者若市,简绝声色,终始廉约”。



王肃的文化影响


王肃受到孝文帝的重用,加上王肃的高贵门第和才华能力,自然而然会对一批精英人士的生活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王肃起初不吃羊肉和奶浆,只吃南方的鱼羹和茶,后入乡随俗也多食羊肉和奶浆,在孝文帝问及时并称茶为“酪奴”。王肃的好饮茶在北方无形地推动了“茶文化”,如“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


当然,还有仰慕王肃者,死欲葬于其侧,如任城王元澄,长史、尚书左丞傅永“远慕杜预,近好李冲、王肃,欲葬附其墓”。


文学史上有名的,更有王肃与彭城王元勰赌诗故事,抄录于下:


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诗,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肃更咏,乃失语云:“王公吟咏情性,声律殊佳,可更为诵《悲彭城》诗。”肃因戏勰云:“何意《悲平城》为《悲彭城》也?”勰有惭色。莹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见耳。”肃云:“可为诵之。”莹应声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肃甚嗟赏之。勰亦大悦,退谓莹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几为吴子所屈。”


这里王肃吟诵了一首《悲平城》,彭城王元勰听了很受用,想请王肃再吟诵一遍,却说成《悲彭城》。王肃抓住机会开了一个玩笑,而祖莹的急智为元勰挣回了面子。这里“莹”即祖莹,文学家,任北魏国子祭酒、尚书左丞等职。


史籍记载,王肃对北魏朝廷礼仪制度等的改革和都城洛阳的新建也有根本性的贡献。其对北魏礼仪的贡献,未久就成为历史上的美谈。梁太清二年(548),名士、文学家徐陵出使东魏,适逢天气奇热,东魏负责接待的魏收嘲讽徐陵说炎热是老天对徐陵的接待,徐陵反讽说“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此话成为美谈名谈。


▲北魏初期墓志字体倾斜角度随年代的变化




王肃对北魏书风的影响


在碑刻单字倾角突变的观察外,我们所关心的有关王氏书风的传播的记载,则和孝文帝迁都的另一位坚决支持者任城王元澄有关。魏收记录的元澄和王肃的关系,除上面提及的元澄长史傅永仰慕王肃之外,只有孝文帝死后元澄抱怨王肃被重用,并诬告王肃谋反一事。但《魏书》记录了元澄的儿子元顺的一件事,即以《王羲之小学篇》为学习的启蒙:


彝兄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


这是王羲之的名字唯一一次出现在《魏书》中。提到的《王羲之小学篇》,与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中提到的《王羲之小学章》或是同一本书。


在时间上,元顺出生于太和十年,也就是公元486年。元顺九岁时正是太和十九年(495),其时王肃北投未久。在举国上下以《急就篇》为启蒙字书的环境下,独有一位亲王的儿子在王肃投北未久,采用南方字书启蒙。这当然不是一个巧合。最有可能的就是,王肃将这本《王羲之小学篇》带到了洛阳。


王肃当然还带了别的图书文件。“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之事,详载于《南齐书》,也为新近出土的《李璧墓志》确认。南朝参与处理此事的,是王肃的族兄、“竟陵八友”之一的王融,王肃当然知道此事。既知北方对书籍的渴求,推想王肃北投时所携带的,会有一批他认为最可能对北魏朝廷有用的书籍和能够证明他身份的文件,其中或包括了祖上和同辈琅玡王氏子弟的书信,甚至可能包括了羲之、献之等历代琅玡王氏手迹,和《王羲之小学篇》这样的图书。王肃在悬瓠为刘模接待,后又为成淹所接受,或许也依赖于他所携带的这些书籍、简札。


王肃也可能传播了南方的墓志文化。徐冲根据历史记载对《二冯墓志》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之后,锁定了王肃在北魏墓志文化中的角色。冯诞、冯熙的下葬时间相差不过半年,其墓志的文辞结构却有本质性的区别。


▲冯熙墓志

▲冯诞墓志



▲王氏行楷与二冯二元墓志比较


王肃去世后,先后入北的王肃之弟王秉,及其侄子王诵、王诩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在洛阳体的延续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总结上面的材料,我们可以推想,琅玡王氏的声望,加上王肃个人的才能,并他投魏所携带的文件书迹,甚至他自己的书写,都可能将南方的琅玡王氏书风,最为直接地介绍到他所接触的北魏的精英阶层。而北魏精英士人笃于经典、文艺、书法,并参与实用碑刻书法实践中,在重碑的环境中,将这些书风与已有的碑刻文化相融合,带入已经为汉文化所熏陶的宗室及士大夫的碑刻中,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书法风气。






《合璧:墓志中的南北朝书法体系》

定价:168元

开本:16开

装帧:软精装

出版时间:2023年6月







我们在评判艺术史的成果时,常常要看它的描述是否实际地推进了对某些历史现象的认识,它的观点是否具有基于共同经验和知识之上的说服力,它的研究方法是否具有启发性。而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合璧:墓志中的南北朝书法体系》堪称成功。

——白谦慎

荐语

一、全书呈现200余幅碑刻图像,南北朝书法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最新论著。

二、采用历来艺术史研究所鲜见的新方法,将南北朝书法表征进行数据化、量化处理,接近真实地恢复了南北朝和隋代的书法体系。

四海艺林系列

合璧:墓志中的南北朝书法体系

出版时间:2023年7月

定价:168元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历史景观极其复杂的年代,也是书法史上二王传统形成的时期。但在古代书法文献记载中,北朝以至于隋的书法几为空白。清朝碑学兴起,使得北朝碑刻书法进入了书法史,而碑学学者往往受限于时代或个体的理念,每每郢书燕说,所建立的书法系统难以自圆。

本书在整理南北朝日渐丰富的出土书法材料之外,还对南北朝书法理念的建立和传播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依据视觉原则和量化数据,将南北朝丰富的碑刻书迹一一归位,最可能接近真实地恢复了南北朝和隋代的书法体系,可谓南北朝书风、文献与书迹的合璧。

章节总览

第一章

简要回顾了传统的南北朝书法体系,同时介绍了本书重构南北朝书法史体系的思路与方法。

原始的南北朝书法史,只限于南朝的叙述。更为确切地说,是南朝人书写的南朝书法史。具有书法史意义的最早文献,都是来自于南朝。北朝可称书法史文献的,只有北魏江式的《论书表》,在时间上晚了近百年。在近现代墓志大量出土之前,只有与文献叙述完全无关的粗糙的造像石刻和一些碑刻稍有留存。因此北朝书法史的叙述长期被冷落。北朝的碑刻,也没有在唐人所构建的书法史争得一席之地,尽管字体可以证明欧阳询、褚遂良等人对北朝的字体有所取法。

系统性的碑刻观察始于沈曾植。沈清醒地认识到南北之书并非泾渭分明,开始了对南北朝碑刻具有空间和时间体系的动态描述。七十年代的“兰亭论辩”,再次把“帖学”和“碑学”之分推到书法史研究的中心。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对碑学的研究真正开始进入学术的范畴。

本书希望能够在现有书法史的叙述之外,为现存的南北朝书法史文献和书法遗迹,尤其是墓志书法资料,在历史记载的参照之下,建立一个可以寻绎的系统,把北朝书法发展与具体的社会结构、社会风尚,甚至具体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

第二章

聚焦在建立度量南北朝期间书法的发展的“标尺”,即王羲之书法的楷化贡献及其视觉特色。一方面,总结了王羲之“神采”之下的“形质”的特点和源流。另一方面,定义了一个可量化的特征,以界定王羲之书法对社会不同阶层的书写者尤其是士大夫的书写的影响。

虽然书法史学者公认隶、楷之变是始于钟繇而大成于王羲之。作者认为,王羲之的贡献,是在钟繇章程书的基础上,完成了字体的楷化,并以此为基础,使书写从实用中脱离出来,催生了一种真正抒情而感性的“纯”书写,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用于艺术化的行书和楷书书写的复杂而精巧的笔法。

楷化的完成,摆脱了“蚕头雁尾”这一隶书的基本的平直构型形态,使书写的倾斜角的变化,也成为书写中表达的一个维度,点画的形态也因此更加丰富。

第三章

作者分析了引领时代潮流的王羲之世家书风与“实用”书家之间的隔阂和世家书风从艺术向实用的缓慢渗透。这一结论,建立在对东晋和南朝墓志和碑刻单字倾斜角随着时间变化进行梳理与比对。

造成不同阶层的精英文人融合的,在客观上导致王氏书风真正普及的重要事件,是齐武帝永明年间,“竟陵八友”的形成,它为南朝书法文化另一重大变动奠定了基础,就是兰陵萧氏在接下来的近半个世纪中,无论在书写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成为了当时王氏书风的领军人物。造成这一变化的核心人物,就是萧子云(487—549)和梁武帝萧衍(464—549)。

萧子云

《列子帖》(549)

萧衍

《异趣帖》(549)

此或为米芾临本

作者在书中,通过表格的形式对南朝的书法做了详尽的梳理,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见书法单字倾斜角度作为字体的进步,是实用墓志书写在南朝楷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一倾斜角的缓慢改变,相对于王氏名家书写已经确立的楷书范式,揭示出了王氏书风在南朝流传、普及的缓慢过程。其与相关的历史文化事件皆可一一对应。这些分析,为书法史揭示了经典书法文献中所缺失的“链接”,可以为深入认识南朝的书法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第四章

作者提出,北魏墓志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斜划紧结的洛阳一期,即所谓的“洛阳体”,约在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左右突然形成,并主宰贵胄墓志直到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左右;此后进入洛阳二期,其书写日趋中正平和并有大量隶书、篆书字的楷写掺入,一部分墓志书刻精良,可与隋唐墓志精品相颉颃。到北魏末年,墓志字体进入洛阳三期,笔法大量掺入隶书燕尾,字法趋于平正,与复兴的隶书同时成熟,导致平画宽结的“北齐体”的形成。

作者在本章中,讨论了确定洛阳体形成的最可能的原因及其形成的时间节点,并揭示其隐含的与历史事件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对应关系。

第五章

讲述了魏、齐书风的流变。洛阳二、三期书风特点,在于点画趋于平正、收敛,洛阳一期中的方截的刀刻痕迹,也渐被抹平而趋于圆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书写人对细致笔法的追求,同时在碑刻制作技术上的进步,二者都造成了二、三期洛阳书风的雅化。一些墓志,如《元怿墓志》,书写制作都不逊色于隋唐以后的顶级制作,惜无继者。

北魏《元怿墓志》(525)

与王羲之在东晋完成的楷化和人本书写相比,从北魏至北齐,楷化在北朝已经完成,但这些墓志还没有能够达到王羲之书写中所体现的“肌肤之丽”。达到这一境地,不只需要书写技术的完善,也需要碑刻制作技术的完善。这两者,都需要政治和文化环境的相对稳定。这是一个在北朝期间的关东没有能够长期维持的状态。

第六章

着重于描述关中地区,即西魏、北周的书风,一个书法史学者所忽视的课题。分三节来讨论关中的书法流变:一是北魏时期的关中的墓志遗迹;二是西魏期间追随元脩和“立义”入关的文人和书家的影响;三是南方士人对关中墓志文化的参与。

作者按照史籍的记载和出土的墓志书法,以赵文渊和王褒为代表,梳理了北朝期间关中墓志书写的发展情况,确认了墓志中王褒入关所留下的印记,甚至南北书体融合过程中赵文渊学习王褒书法的可能遗迹。这些碑志的风格,部分流传入隋成为隋楷书的先导,也预示了隋代墓志书法多样化的前景。

第七章

把重点放在建立隋代书法与政治和文化史发展的相关性上,构建隋代书法的基本时间、空间逻辑关系。

《茹洪墓志》(582)

《王珍墓志》(585)

隋代早期关中墓志书法:

隋代楷书的主要风格的原型,为欧虞书风之所出

《董美人墓志》(597)

隋代中晚期关中墓志书法:流媚丽好的书风代表

《杨纪墓志》(604)

隋代中晚期关中墓志书法:端方精雅的成熟隋楷

成熟的隋楷以方正为特色,点画较为收敛方截,与早期的隋楷雏形最为接近;其制作精美,锋毫毕现而点画圆润,则与南方书风相近。此类墓志成熟于开皇晚期,为隋墓志、碑刻最典型的风格,且延续至初唐。

回顾南北朝书法文化的发展,不难看出,南北朝书法风气的分分合合,来自政治、地理的分与合。而隋代书法的最终兴盛,则可归功于文化交流隔阂的移除。北方书法文化的转折点,是北魏迁都洛阳,这使得北方的士人得以与汉、魏、晋的文化积累重新连接,而琅玡王氏后人王肃的北投更给北朝的书写文化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两个交织的事件,为关东书法即洛阳体及其变体在随后近两百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产生了雄强瑰丽的魏碑体和儒雅温和的北齐体。

继承王褒输入关中的萧子云新体,借着隋代的大一统的文化环境,欧阳询的书写实践,则同时完成了王羲之书写中所设定的两个人文目标:一是具有人本美的楷书的彻底推广;二是艺术书写和实用书写的结合。从地域文化来看,欧阳询更代表了分流了三百年的南北书风的合流。自此而下,楷书在大一统的唐代继续发展,出现更为丰富的书写风格,在欧体之外,更演化出褚、颜、柳体等等。

政治地理的分合,最终导致南北书法风气与理念的合璧。本书将书写遗迹与历史文献相互参照,重构了南北朝的书法体系,可谓文献与书迹的合璧。

李跃林,号返吾。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博士,先后在欧美从事物理学研究。除此之外,李跃林还是位独立艺术史学者,在基本书法理论的研究、存世法书的鉴定、书风的讨论等方面均有所建树。曾先后于《书法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20余篇学术论文。2017年创建了服务海内外书友的北美书法公益组织“四海书院”并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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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书评

《合璧》一书,我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跃林在此书中,选择清代以来出土的墓志为基本材料,来讨论南北朝的书法史。当然这一“选择”部分是出于无奈,因为除了敦煌文献外,这一时期只有极少数墨迹存世。而墓志虽经刊刻,但却保留了书写的基本形态。

二、跃林在选择史料时,将具有自觉的审美追求的书写作为那个时期的基本研究史料,而非把当时的文字遗迹不加甄别地都纳入其中,并在同一个维度下予以观察。这一选择的出发点是历史性原则。自从碑学兴起以来,书法的审美观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古代稚拙的书刻,不但被一些人激赏,奉为圭臬,还成为我们研究书法史的重要史料。这些书刻中被后世追加的审美特质,并非是书刻发生的那个历史时期的人们有意识的追求,也并不为当时的人们所欣赏。对于创作而言,以古为新,无可厚非。但是要比较客观地研究书法艺术的历史演变,却应该以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接受和追求的具有审美内涵的书写作为最基本的材料。

三、作为一个在物理学领域不断锐意探索的科学家,跃林在研究书法时,也有着清醒的方法意识。他始终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哪些可测量的指标可以作为研究书法演变的证据?在此书中,他把楷书横画的右上倾斜度作为观察楷书成熟度的一个标志。虽然,历史研究中的取样,受到遗存物多寡的偶然性以及分布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所得结论又不能通过重复相同的实验来验证,但是,将一些可以测量的元素引入讨论,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比较客观地描述形式演变的轨迹,加强论述的说服力。

评判人文学科的成果,与科学研究成果的认定,既有一些相通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评判艺术史的成果时,常常要看它的描述是否实际地推进了对某些历史现象的认识,它的观点是否具有基于共同经验和知识之上的说服力,它的研究方法是否具有启发性。而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合璧》堪称成功。

——白谦慎,艺术史家、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终身教授

书法史中南帖北碑的观念深入人心一一北方的雄浑与南方之妍妙作为对立的美学传统,构成南北朝艺术的基本特征。然而,康有为等人以北方造像题刻摩崖为素材萃取的魏碑美学,是以“六经注我”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审美诉求,并不能体现北朝书家“清跨羲诞,妙越英繇”的抱负和北朝书法风格演变的内在逻辑。李跃林以出土墓志为依据,通过分析书写风格、政治地理、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精英文人与作品的流动、文化观念变革,揭示北朝实用书写艺术化过程背后的政治文化契机,以及北朝社会中南朝与汉魏不同书写传统之间并存的张力。通过在墓志书写与传世文献的比对研究,作者辨识出历次南书北渐事件对北朝书法产生的重要影响——通过抽丝剥茧般的推理,作者揭示出北投南朝书家与在他们影响下形成的书写群体在北朝社会中的活动,由此重现北朝书法知识传承的谱系。此书因此成为颠覆清人碑学传统的杰作。

——李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人类学副教授

1965年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Jacob),将他的研究工作描述为“对抗世界上不连贯性的最有意义的行为”。李跃林的研究,使用的新方法、新材料,获得的景观,“对抗”了南北朝书法史中的不连贯性,同时展现出这最为瑰丽的一段书法史中的起承转合的真相。

——刘九洲,《宋画全集》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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