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改造——“礼乐治国”的周朝文化脱胎于殷商文化的废墟之中

一个政权对另一个政权的征服不应该只是军事武力上的征服，更应该征服他的文化思想。都得在小说《最后一课》就曾说过：

这里的语言亦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因此中国古代政权交替往往会带来社会主流文化的革新，如清朝建立后强制剃发留辫。

武王伐纣之后，商朝灭亡，周朝建立。但是这种政权替代只是表面上的，殷商在很多地方仍有很大的影响，想要真正的代殷执政，就要让民众对周朝文化具有归属感与认同感。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周朝对殷商的文化做出了继承改造并建设了一套具有自身独特个性的文化模式，而这这三者结合形成的周朝文化体制也成为了华夏数千年文化的基本框架。

周朝能对殷商祭祀制度进行继承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商朝祭祀制度影响范围广，对其的继承可以笼络曾经的殷之臣民，获取他们的支持。

其二，周朝皇室自身对祭祀也是十分重视。

有史料记载，在武王伐纣之前，周地的人就已经对先祖进行祭祀了。

相较于殷商的祭祀制度，周朝祭祀制度的对象步骤等都更为精细严密。

这里以天子宗庙祭祀为例做出阐述。

首先来看祭祀的对象：

天子宗庙祭祀的对象主要有三类：先王与先公、先妣和功臣。

天子宗庙祭祀致祭的男性祖先商周配偶附祭祖先实质上是男性家长在血缘承继关系上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了父方亲属在血缘追溯上优于母方亲属的情况。

这一精神也反映到了《周礼》所载天子宗庙祭祀当中，就是以男性祖先先王、先公为祭祀对象，而他们的配偶并未专门列出，暗含着她们是以依附其夫的资格来接受后世子孙的追念和崇拜的。

当然祖妣、考母并祀，恰恰也表明他们已被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亦即夫妻一体的观念。“先妣”特指周人的女性始祖姜嫄，而不是女性祖先的泛称。

天子宗庙祭祀中有功臣配祭先王的制度，立有功勋的臣子的名字书写于王的大常旗之上，功臣死后，由司勋在“大烝”时作祭辞敬告神灵。

再来看天子宗庙祭祀的类型：

天子宗庙祭祀可分为常祀与因祭两大类别。

常祀是指天子定期举行的祭祖仪式，它专为祭祀而设，包括四时祭和间祀。

因祭即因事而祭，同某些特定事件相联系，包括因灾祸祈祷、因丧而祭、大师告祭、大田告祭和大会同告祭。

最后来看天子宗庙祭祀的步骤与形式：

因步骤与形式过于繁琐严密，碍于篇幅原因，这里只介绍祭祀时的衣着。

天子参加宗庙祭祀的祭服有衮冕和鷩冕两种，它们都包括冕、衣裳和屦三个组成部分。

《周礼》对天子之冕的样式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天子之冕的组件包括延、玉笄、朱纮等。天子在宗庙祭祀中所穿冕服的衣裳为玄纁之色，孔颖达曰：

将玄衣纁裳的寓意说得非常明白了。

天子之屦是指天子参加宗庙祭祀所穿的鞋。句即絇，是指位于鞋头的装饰物絇还有特别的寓意。郑玄曰：

这是提醒行礼者要遵守礼制，严肃对待，而不要随便环顾四周。

周朝继承的祭祀制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追念、祈福于祖先及增强宗族内聚力。

天子宗庙祭祀，首先表现为存在天然血缘关系的王室宗族成员崇拜共同的祖先，这些宗族成员是整个祭祀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其中表达思亲之情是祭祀活动的表层，感恩祖先的政治遗产、谨守祖先确立的法度以及祈求祖先赐福是王室宗族成员进一步表达的意愿，而增强王室宗族的内聚力是他们作为一个血缘团体举行祭祖仪式的最终深层次目标。

其次，有利于巩固君臣关系。

宗庙祭祀不仅关系到王室宗族内部的团结问题，而且还关涉巩固君臣关系的问题。《大宰》：

礼典具有使天下协调融洽和统合百官的功能，属于重要礼典的宗庙祭祀即是如此。可以说，宗庙祭祀是一条维系君臣关系的神圣纽带。

这一点在国家功臣配祭祖先的莫大荣耀中已有体现。神灵世界的君臣关系，对于激励臣子忠君报国无疑会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其他方面则主要表现在祭祀结束时和结束后天子对于众臣的施惠行为上。

再次，以孝道垂范教化臣民。

祭祀在功能的辐射范围上，不只局限于处理统治阶层内部的各种关系，而且还延伸到了教化天下所有臣民。《大司徒》说大司徒掌管面向民众的“十二教”，其中第一条就是：

孝道，是中国伦理的骨干，通过祭祀来教化臣民尊敬祖先、孝敬父母，天子宗庙祭祀当然是不错的现实范本。最后，祭祀将礼义嵌入人心。

祀仪式虽然是以祭祀天子的祖先为主轴而展开的，但它同时也是很多社会礼义信息的重要聚合平台，或者说它包含了一种关于参与者社会和文化世界的象征性信息。这些礼义信息的存在，都是指向嵌入到祭祀者内心中去这个目标的。

周人是神话孕育的民族，其发展、兴盛、代殷而政都充满了神话色彩，周人的天命观、祖神祭祀、社神崇拜都与前朝有所不同，其把祖先与天神结合起来祭祀，把神权与王权互补使用。

其把天神塑造成祖神，增加祖神的德行；其对古代神话的改造，建构起的以五帝为核心的神话系统等，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加速完成了华夏的一统，奠定了华夏—汉民族形成的坚实基础。

周朝建立后，为了使自己的王权得到神的支持，周人对自己的祖先进行神化以显示自己高贵的血统，同时也对神话进行改造以服务于自己的统治。

周灭殷后，其始祖后稷弃的降生充满了神话色彩，血脉中流淌着神话帝王帝喾的鲜血。后稷的“帝子”身份又高于殷人始祖契，因为后稷弃是帝喾元妃姜嫄所生，而商祖契是帝喾次妃所生。

这是周人的神话，他们要借此凌压殷人，为自己的王权争得正统的神学解释与支持。不仅如此，小的诸侯国也神化自己的祖先。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国君主郯子述说其高祖少皞氏的神话，宣扬其高祖与远古著名帝王黄帝、炎帝、共工、太皞等并列，且以鸟名官，郯子以此来说明其祖宗地位的高贵重要，进而说明自己部族的重要。就连周代的士大夫也宣扬祖先的事迹来达到显示自己宗族历史地位之目的。

很多神话经过改造变成了历史，很多神话英雄也都纷纷脱去神的外衣，摇身一变成了人类的始祖。把自己的祖先同神话英雄扯上关系的祖先神话化，其实也是把神话英雄认作祖先的神话英雄祖先化。

这种抬高祖先或攀附神话英雄的双重选择都是为显赫自己民族的高贵和歌颂自己民族业绩的伟大，其目的都是证明自己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以及祈求自己统治的持续化。

所谓：

正是说明在宗周社会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文明。

礼是一个建构完整的文明体系、一个整合性的制度构架和秩序安排，具有多层面、多维度的特征：

礼既是一套具有成文法特点的国家的法度，又是一套君臣或官民的行为规范，是依靠国家权力机器、借助于国家推行的教化，以及社会制裁力和个人道德修养共同来维持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一套治理构架。

这是对广义的“礼”较科学全面的定义。

周朝是一个礼制国家，而周代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

周代的“礼”正是从政治制度层面、礼典仪式层面、道德伦理层面等各个方面熔铸了整个宗周礼乐文明。

“周礼达于天下”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意味着当时整个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完整有序的政治体制、典章制度禾I行为规范，同时也意味着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精神观和价值观。

也许可以这么说，周公的“制礼作乐”是一个制度外层与精神内核交融并进的过程。

首先，从制度层面上看，也就是从广义上去理解礼。

《礼记·乐记》所说的：

礼应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是一代王朝的政教刑法和朝章国典。

礼是周族统治者经邦定国的重要手段，周朝是礼治之国，所以孔子曾说：

其次，从礼典仪式上看，也就是从狭义上去理解礼。

礼包括了郊祀、朝觐、锡命、等各个方面的礼典。这些典礼都是从周代宗法制度、封建制度、土地制度等各项基本制度上凝炼出来的外化形式，是在贵族阶层内部举行，用来明确和维护等级秩序、调和各个等级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

最后，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上看，也就是所谓“礼义”上去理解礼。

“礼”一方面对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即“人义”进行了全面界定，并提出了理想化的道德伦理要求而另一方面。

礼借助一系列的仪式规范来推行道德教化，调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个体与家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达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要求。

礼的社会伦理规范作用最终是为周代“尊尊、亲亲、一长长”的宗法制度服务的，忠、孝等伦理规范正是周代的宗法伦理与宗法政治观念的体现。

春秋时期礼家对这些伦理规范进行了改造，强调这些规范是构成一个正常宗法秩序的必备条件。

礼对周人社会伦理和道德价值的规范与整合，使礼成为周人生活各方面的最高准则，渗透于社会生活中，成为周人朝夕悟守的生命溉规，成为他们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时刻伴随在周人的生命旅程里。

宗周社会的社会群体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人生取向和价值认同上的一致性。

周朝对殷商文化的继承与改造及对其自身文化的建设为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的文化长河建立了坚实的河床，研究此时的文化，能够更好的了解中华文化数千年的文化进程。

参考文献

《国语》

《论语注疏》

《礼记正义》